萧嘉穗也赞同苏杭分在二行省，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江宁府未来要与姑苏府相争，他觉得这件事必须提前，因为宁波府也慢慢发展了起来。

等到宁波府发展到一定规模，浙江行省内就出现三个经济强府，三府鼎立，对行省官员和朝廷是个大考验，想一想都觉得刺激。

王伦也不是不讲理的皇帝，干脆将百官召集，对比了三个府的人口、辖区、户籍、田亩、赋税情况，便问一直反对的浙江行省官员们：“若由尔等治理该行省，该如此处置？”

这可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啊！

都知道钱财往一处使的道理，江南市民经济发达，一个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是巨大的，起码在这个时代，利远远大于弊。

浙江行省本就可耕地少，故而朝廷的均田，并不严格遵从北方许多府县的分田数，而且淮西、淮南、江西多有商人百姓在这三个府定居，外来人口众多。

最终原两浙路的苏、常、润三州被划给了江南行省，但朝廷也不让浙江行省吃亏，又在杭州设了余杭市舶司，并减免了数项杂税。

新朝的市舶司，每两个月会在各行省之间进行一次外贸价格沟通，从而对海外来中原的商人们收购的瓷器、丝绸、工艺品等进行及时的价格调整。

原则上而言，这个价格是只会上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原百姓的利益。

大宋朝以来，一个城市从事某行业的商人百姓，往往自发组织为“某行”，制定行规，彼此约定成员遵守行规行事。

新朝建立后，行当商会也归户部、市舶司管辖，纳入到朝廷的正规管理当中，并且新朝规定海外商人必须通过市舶司进行贸易，浙江行省有宁波府、余杭府两个市舶司，让淮北行省的官员羡慕嫉妒得眼睛都红了。

淮北行省包括部分原京东两路南部、淮南东路北部的州县，这里的产出大多是北运到日照港进行外贸的，日照港又属于蓬莱府市舶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