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公所的设立，受到不少在京官员的反对，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自古三老都是民间推选有威望的人担任，前朝就有冗员之滥政，如今新朝这般做法，吏员岂不是更多了？

王伦懒得跟官员打口水仗，他最近一直在研究唐朝和宋朝的制度，发现唐朝在前期设折冲府，通过对府兵的管理，已经事实上将权力延伸到了乡村。

而宋朝更是通过对乡镇村寨的贸易集市、集会的征税行为，对乡野之间开设客栈、货栈的管理，拥有了一部分乡村统治权。

王安石推行保甲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推动皇权下乡，虽然保长这种基层的、不能算是正常意义上的小吏，仍旧快速被乡村士绅、豪强给垄断，但不能否认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性。

在京东路时，梁山就曾任用受伤退伍老兵出任里正、保正以及驿站的驿长等，效果就相当不错，再加上朱贵、韩伯龙“一村一个销售铺”的做法，将权力下沉到乡村，至少在京东路已经成熟了。

所以王伦对于官员的上书，一律“留中不发”，他稍稍表明了态度，官员们顿时偃旗息鼓。

王伦很清楚，文官、士绅集团一直在试探自己的态度和底线，如果自己稍微放宽松一些，口子一开，那么就只剩下杀人这么一个方法了。

既然我想约束皇权，你们却不肯约束自己的贪念，那就别怪我下狠手了。

于是几天后，开封府尹包康奏请黜免一批京畿不作为的前朝留任官吏，王伦痛快地答应后，所有反对的声音都消失了。

这是王伦给包康的一个临时权力，那就是对在京官吏进行监督。

这种“京察”大权，王伦是不肯交给任何一个衙门的，他可以相信某一个官员，但绝不相信某一个职权衙门。

一般而言，一个王朝开国时，吏治会相对比较清明的。但王伦接手的，是赵佶父子匆匆投降后，留下的一个烂摊子，这个摊子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漏洞，王伦要做的，不仅仅是缝补漏洞，还要将摊子的材料更换一新。

其中的难度甚至远大于一切从头重建，所以王伦每次遇到糟心事，便要大骂赵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