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笑了笑，她亦然不愿，就是想这事得反着来更好。

杨元奇和李清照在国子监扯淡的时候，朝中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

知汉阳军的吴处厚一份奏章让朝廷平生波折。

他认为，新党领袖蔡确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所作诗，用唐上元年间郝处俊谏高宗传位于武后事影射高太后，是为讪谤。

蔡确作为变法的忠实追随者，高太后上台，旧党得势，新法被罢，他自己也屡遭贬谪，毕竟他当时是事实上的新党领袖人物。

蔡确屡遭贬谪，已经离开朝堂，在苦闷中，游览车盖亭，山光水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一气写下了十首绝句。里面有没有影射之意不论，口气不会好这是一定的，如今政事堂和他的想法本就不符。

这事和当年苏轼被新党打压的乌台诗案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也就是后世说的“文字狱”。你不能指望一个被贬谪的人写出的东西，还为现在的朝堂唱赞歌，总会有些不平之意。（就让苏轼在这一场还了当年欠下新党大佬们的情吧。）

吴处厚最大的毒辣在于扯上高太后，而且这个联系让人不寒而栗。这会让旧党所有朝中的人都思量，你蔡确这么说，那朝堂的人都是罪臣了，他们都是支持高太后的，那就是影射说旧党配合高太后要夺老赵家的江山？！

这事其实大家知道几乎没有可能性，大宋的制度也不会允许，但一旦奏折这么联系了，你又不得不去处理。

奏章一上，新党还在开封的几乎都远窜，这个联系有点狠，这有点要把新党赶尽杀绝的意味，谁知道高太后这会怎么想？！高太后想过了做皇帝，蔡确过不去；她没想过做皇帝，蔡确更是过不去，你这是欺负我一个寡妇？！

乌台诗案后的苏轼，在文章方面其实有点收笔，一旦大家把文字作为这种相互攻讦的武器，你写得多错得就多，大宋朝不杀士子在这点上走了歧路，应该是不能以言获罪。

士子犯了不该犯的事可以杀，但恰恰不应该是因为言语被杀。本来大家玩得就是政治，意见肯定千差万别，仅仅因为说了什么，你就砍了人家，那大家以后都不要说了。

何况就吴处厚的奏章来说，这种牵强附会就太虚无缥缈，你非得把事这么引申，别人会没事找事故意引申写首这种诗？蔡确又不是小孩子了。吴处厚敢上这么上奏章又恰恰知道，政事堂上的大佬们不能说他错了，这已经是个立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给了旧党一个机会，将新党全部放翻的机会。蔡确是走了，很多位置还是新党的呢，总得给人让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