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道
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
原东丹国地区
南京道
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
今海河、大清河以北，及长城以南、河北、北京、天津部分地域
西京道
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
今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
五京中，只有上京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然而辽中京至澶渊之盟后，其政治作用加强，地位直逼上京的首都地位。
重熙十三年（1044年，北宋庆历四年），辽兴宗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
道下设府、州、军、城4种政区，为同一级别。
路
辽朝将全国划分为8个财赋路专司理财，但从辽末记载来看，八路事实上成为了辽朝州县区域的划分单位，时人谓之“契丹天下八路”。 [111-112] [116]
八财赋路
路名
财政机构
驻地
上京路
上京盐铁司
临潢府
中京路
中京度支司
大定府
南京路
南京三司使司
析津府
东京路
东京户部司
辽阳府
西京路
西京都转运司
大同府
辽西路
辽西路钱帛司
兴中府
平州路
平州路钱帛司
平州
长春路
长春路钱帛司
长春州
参考资料 [111-114] [115-117]
府
府
分类
详细
京府
临潢府、大定府、辽阳府、析津府、大同府
大蕃府 [28]
南面大蕃府二 [29-30]：黄龙府、兴中府（1041年升霸州置，今辽宁朝阳）
北面大蕃府四：南大王府、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奚王府
以上共计六大蕃府，其中南面两大蕃府行南面汉官制，北面四大蕃府行北面部族官制。这六大蕃府的地位比京府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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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府
率宾府、定理府、铁利府、安定府、长岭府、镇海府。此六府有别于大蕃府，不统辖州，仅置刺史或防御使，与刺史州、防御州同级。 [118]
州
分等，从高依次为：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刺史州。
县
辽代还设有与县同级的州、军、城。
而头下军州是辽朝一种特殊建置。契丹贵族将所俘掠的人口，建立州、军安置，督迫其为主人劳作。辽诸王、外戚、大臣所领有的头下军州可建城郭，其余只能有自己的头下寨堡。头下军州多设在潢河流域契丹住地。俘户主要是河北、山西的汉人和东北地区的渤海人。头下州县名称，常采用俘户原籍州县名称，如俘卫州民，建卫州；俘三河县民，建三河县；俘密云民，建密云县等。头下军州的制度到辽圣宗时期逐渐废除。
政治
播报
编辑
南北面官
辽南京
为了统治当地汉族，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分治汉人和契丹人、南北两面官的两院制。如《辽史》所言：“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 [121]
辽朝统治者实施统而有别、划区而治的政治统治：一是契丹各部族和北方诸族地区，也包括以被俘汉族人口设立投下州县城市等地区，以实行军政合一的部族体制为主。二是特殊行政区域“属国”，即太祖攻灭渤海后，于其地建东丹国，封皇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设官命职“一用汉法”，主要机构设三省六部，所任官员多由契丹人、渤海人担任。三是对相继取得的幽蓟十六州及其他地域，“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仍实行州县体制，州设刺史或节度使，县设县令。 [121]
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并参照五代和宋朝的官制。官有实授、遥授之分。职事官与散官及阶、勋、宪衔、封爵、食邑户数等配套。辽代官名多有契丹语官名，如林牙即翰林，惕隐掌管皇族政教，夷离毕掌管刑狱，乙里免为诰命夫人，等等。
辽世宗任用贤臣耶律屋质，进行一系列改革，将辽太宗时的南面官和北面官合并，成立南北枢密院，废南、北大王。后来南北枢密院合并，形成一个枢密院。辽世宗的改革使辽朝从部落联盟形式进入中央集权的时代。
辽朝的法律，因俗而治，各地使用不同法律。早期有民族歧视，至圣宗时契丹人法也用汉律来断。这反映汉人地位的提升。一般来讲辽代刑罚较重，而且皇帝往往随意杀人，无法无天，穆宗尤甚。
四时捺钵
捺钵，汉语译为“行营”、“行在”、“营盘”。辽朝虽先后以辽上京和辽中京作为首都，但是其政治核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这是因为辽朝的主要民族契丹族为游牧民族。由于契丹族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特性，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每年又“四时巡守”，“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皇帝在游猎地区设的行帐，以区别于皇都的宫帐。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辽太宗时，取燕云十六州后，其国土包括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为保持契丹族的骑射善战传统的经济生活，仍然过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生活。正如《辽史》中记载的“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在这种特殊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在契丹的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县有鲜明游牧契丹民族独特特点的四时捺钵制度。契丹皇帝四时巡行的宫帐（也称牙帐），即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
头下军州
“头下军州”是辽代有一种特殊的地方建制。“头下”一词的语源及其语义，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王国维在谈到元朝的投下时，谓“此语本出契丹”，亦即认为“头下”是契丹语的译音。契丹建国后，宗室、外戚所拥有的头下城，凡由朝廷赐给州、军称号者，便成为头下军州。头下军州制度的创立远早于太宗会同三年。 [93]此类州的设置原则、职官铨选、税收等均与其它州有别。辽代“头下州”与“头下军州”的设立还是有一定原则的，而且会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另外，“头下军州”也集中见于辽代上京道。作为统治中心，辽朝中期以后上京地位才逐步略逊于中京。有建州资格的为横帐诸王、国舅、公主，皆为首领或贵族阶层。私奴、媵臣则属于其家兵、部曲之类。既然“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这种部曲的地位决非一般俘虏可比。有了这样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头下军州在地方级行政建制中的特殊地位就很清楚了。其官制系统，应当存在由朝廷任命的节度使；由“本主部曲”构成的刺史以下的职官。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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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头下军州节度使的设官情况。主管官节度使由朝廷任命。节度使以下，在徽州条中提到“节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这里面含有节度使由朝廷任命之意，与其它记载相同。而“府署”，似可理解为“本主部曲”。刺史级头下州的设官，“刺史”是沿用传统官称，又根据辽代头下州的具体需求而设的。在设官方面，无论是节度使级州城中的刺史，还是刺史级州城的主管官，“皆以本主部曲充”。当然，此类州的州主多与皇帝有密切的关系，自行任命节度使以下的官员也不会受到皇帝过分的责怪。 [92]
宫帐制度
斡鲁朵制度，即宫帐制度。“斡鲁朵”始见于突厥文碑铭（注：译文中将斡鲁朵统译为“宫”） [94]，而在古代史籍中相对完整的记录，则只有《辽史》卷31《营卫志》“宫卫目”：皇帝“居有营卫，谓之斡鲁朵”。它起源于古代游牧民族的社会传统，属于游牧社会习惯法的范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立君主专制的政权之前，斡鲁朵就已经存在于契丹社会。帐制，在契丹生活中与部族组织形式密切相关。如《营卫志》“部族目”记载：“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以氏族为单元是部落社会的基本形态。 [95]
有辽一代，每位辽帝皆有自己的斡鲁朵。皇后、宗室和大臣中仅应天、承天两位皇太后各建一宫，孝文皇太弟耶律隆庆建有一宫，韩德让“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可视为一宫。这些斡鲁朵的所有者，或为辽帝，或为执政太后，或为亲王，或为位极人臣之大丞相。其所居之斡鲁朵，“可以说是辽朝统治者的大本营”。 [97]这种特权，决定了在辽朝社会生活中斡鲁朵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很多辽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察割之乱”“重元之乱”等皆发生于斡鲁朵内。斡鲁朵是一支由辽帝亲自支配的军事力量。由隶宫部族人户组成的宫分军是辽帝维持统治重要的军事支撑。辽中后期在对邻国作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宫分军又是宿卫辽朝北疆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隶宫提辖司人户是辽朝汉军的重要来源，以“家丁”的形式配合宫分军作战。 [98]
皇帝所在或前朝皇帝神主所在的“行宫”，是“斡鲁朵”的核心内容，同时斡鲁朵又因其保卫皇帝的职责而有广大的外延。它包括一支规模极大的斡鲁朵军（宫分军），以及提供斡鲁朵军的斡鲁朵户（宫分户）。斡鲁朵军与征自各部族的皮室军，是捺钵扈从武力的两个主要部分，两者分属于诸斡鲁朵和北枢密院。随着年代的推进，斡鲁朵的数目逐渐增多，至辽末，已有十三个斡鲁朵，合诸斡鲁朵，自成一体系，直属于皇帝。这一体系，与掌管契丹等部族的北枢密院体系、掌管汉人、渤海等州县人户的南枢密院体系并列。与斡鲁朵之建置相应的户籍，称为“宫籍”，隶宫籍者为宫分户，是隶属于各宫院之户口。同属宫分户，相互间地位高下悬绝。 [96]
五京制度
辽朝先后形成五京制度。五京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但只有上京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至辽宋澶渊之盟后的极盛期，中京政治作用虽然加强，但仍没有改变上京首都的地位。
辽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其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其政治中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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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制
辽代武士
其兵制中斡鲁朵中的宫卫骑军兵甲，教练完习，简选天下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既担任保卫任务，又出兵打仗。另外还有部族兵、汉军、渤海军等。契丹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平时放牧渔猎，既是生产经济活动，也是军事练习。有战争很快即可集合成军。
辽朝的军队，平时约在二十万至三十万左右，而契丹部族全民皆兵，辽所能动员的兵力在总人口当中，比例很高，为164万2800人。由于保留着原始部族的痕迹，并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转化的历史阶段，军事制度初期多与本民族社会制度合为一体，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后，既保有本民族特色，又逐步接受汉族影响，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
辽朝皇帝亲掌最高兵权。下设北﹑南枢密院。北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一般由契丹人主管﹔南枢密院亦称汉人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因而出现一个朝廷两种军事体制并存的局面。
军种
辽军大体分为宫帐军﹑部族军﹑京州军和属国军。宫帐军，征集直属皇帝的着帐户壮丁组成，是契丹族亲军，供宿卫和征战，“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人，置腹心部”。部族军，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族壮丁组成，供守卫四边。以上两种部队是辽军的主力。京州军，亦称五州乡军，征集五京道各州县的汉族﹑渤海族等的壮丁组成。属国军，由臣属国壮丁组成。后两种部队为辅助兵力。辽初，贵族男子人人服兵役，年龄在15-50岁之间的列籍正军，兵器﹑战马自备 [31]。“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史·兵卫志》）。后来，“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辽史·食货志》）辽军以骑兵为主，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枪。后期从宋朝传入抛石机式的火炮，编有炮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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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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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畋鱼以食、皮毛以衣、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游牧民族经济上的弱点，在契丹立国之前大致上解决。以人为方式在游牧地区内营造绿洲，再将农耕民族移居其中。
契丹人从事农业、手工业，都是由辽太祖的祖父、父亲以及伯父等传入契丹，又传授纺织。辽在各地均设群牧使司以管理官有的牲畜。辽朝皇帝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各得其所，建立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
农业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辽朝的土地有公田和私田两类。在沿边设置的屯田自然是公田。募民耕种的在官闲田也是公田，百姓领种十年以后，要对朝廷缴纳租赋。至于所说的“占田置业入税”则是私田了。估计屯田多集中在北部沿边，私田则多在辽朝南境。在契丹的汉人依然是以男耕女织的方法维持家庭收入。同时，契丹将战争中俘掠的汉人，安置在契丹腹心地区，建立许多头下军州。除少部分需上缴，其余收入皆归头下主所有。
辽廷为了鼓励人民开辟荒地，立例若成功开辟农地可免租赋十年，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遇到兵荒、岁饥之年，也要减、免赋税，契丹统和九年（991年，北宋淳化二年）1月辽圣宗时期，“诏免三京诸道租税，仍罢括田” [38]。辽大康元年（1075年，北宋熙宁八年）9月辽道宗时期，“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 [39]。辽朝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负担。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是既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
畜牧业
辽朝的畜牧业十分发达，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 [40]。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当时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因此，“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
手工业
辽代瓷器
辽代的冶铁业发达 [41-42]，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辽东是辽朝产铁要地，促进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曾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因户口繁息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其中手山为今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的首山镇，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辽代瓷器
陶艺受唐代影响，墓葬出土文物则显示部分宋代器皿及其他器皿自国外输入，但。金、银器制作亦采用唐、宋的金属打制和镀金技术。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缸瓦窑村窑是一处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
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更被宋人评比为“天下第一”。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
小主，
商业
辽代货币(2张)
随着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交换逐渐频繁，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早期，辽太祖在炭山北建羊城，“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后版图扩大，建置完善，经济成分增加，范围扩大，商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辽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辽朝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由于商业的发展，辽朝境内也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或经商于五京、州县，或来往于辽、五代诸国或宋朝，有的甚至成为代表辽朝办理交涉的使臣，如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经商于后晋，又为辽朝商业贸易的代表，并可作为使臣与后晋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
辽代物价甚低，虽有盐酒之税，但各地税率并不一致。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然而货币使用量不多，辽世宗时，上京还处在交易无钱而用布的状态。各地都用不同货币，如圣宗以前所铸的辽钱极少，圣宗之后稍微多了一些，但在流通货币中，所占数量仍甚少，不及百分之二，主要的是宋钱，其次是唐及五代及其他朝代的钱，宋代着名文学家苏辙曾提到：“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用本朝铜钱。” [145]；在对外交易方面，辽主要与宋和西夏等通过边境上的榷场进行互补性的交易。
人口
年代
户数
口数
备注
太祖神册元年（916年）
40万户
200万人
[32]
太宗天显元年（926年）
57.3万户
286万人
[33-34]
穆宗应历二年（952年）
76万户
380万人
[35-36]
圣宗统和十八年（1000年）
不详
600万人
根据人口统计学中复利公式计算出
道宗中期
97万户
750万人
[37]
天祚帝天庆元年（1111年）
140万户
900万人
辽代人口峰值 [34]
文化
播报
编辑
辽朝吸收许多汉文化与渤海国文化。灭渤海后，渤海遗民大量聚居于辽上京、辽东京一带的州县，较先进的渤海文化对辽文化有较为广泛的影响。据汉地幽云十六州到后来和宋朝的频繁交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的榷场贸易，汉文化对于辽朝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由于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皇室和契丹贵族多仰慕汉文化，如辽的开国皇帝辽太祖崇拜孔子，先后于上京建国子监，府、州、县设学，以传授儒家学说，又建立孔子庙；辽圣宗常阅读《贞观政要》、道宗爱看《论语》等；辽道宗时，契丹以“诸夏”自称，辽道宗又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 [43]”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
文字
契丹文哀册册盖
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着帐郎君子弟。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辽兴宗也善为诗文，契丹重熙十九年（1050年，北宋皇佑二年）宋使赵概至辽，辽兴宗于席上请概赋《信誓如山河诗》。在辽朝诸帝中，辽道宗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有《题李俨黄菊赋》。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耶律资宗、耶律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耶律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耶律资宗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着述”，后编为《西亭集》；耶律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表达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流传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是使用契丹语创作，有金朝耶律履的译文，只是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经失传，今有耶律履的儿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在书目方面，辽设国史院，专修整历史，设官监修国士、史馆学士、修国史等，曾撰写起居注、日历、实录二十卷、国史，又把不少汉人书籍翻译为辽朝文字，如《五代史》等。当中，辽代所写的实录成为元朝脱脱等所编写的辽史主要材料之一。
语言文字方面，汉语与契丹语都是通行的，不少文书都是以这两种语言。辽代还出现了为佛教信众学习佛经而编纂的汉字字书《龙龛手鉴》。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形式。但现时已缺少类似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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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大字相传于神册五年（920年，后梁贞明六年）由辽太祖下令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创制，应有三千余字；契丹小字由辽太祖弟耶律迭剌参考回鹘文对大字加以改变而成。小字为拼音文字，约五百个发音符号。契丹小字较大字简便，原字虽少，却能把契丹语全部贯通。契丹族创字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觉，对其他民族也有不少影响，例如西夏创造党项文字、金朝创造女真文字、元朝创造八思巴文字。契丹字的通行直到金明昌二年（1191年，南宋绍熙二年）金朝金章宗废除为止。
宗教
辽朝的宗教以佛教和萨满教为主，此外也崇拜契丹祖先和民间信仰。民族信仰有木叶山崇拜、天地崇拜与拜日神 [44]、拜山神 [45]等。木叶山崇拜源自契丹始祖出现与契丹八部兴起的传说，带有萨满教的文化背景 [46]。契丹族于木叶山兴建契丹祖庙以祭拜始祖，最后发展成辽朝皇室的柴册仪。
涿州辽代双塔
辽朝佛教基本上继承盛唐的教学佛教 [23]。早在唐朝唐武宗发动灭佛事件时因为河北诸藩镇不听从，大量僧侣与佛教文物流向河北地区，使得当地佛教文化蓬逢发展。唐天复二年（902年）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北传契丹的起始点。契丹神册三年（918年，后梁贞明四年）辽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天赞五年（926年，后唐同光四年）辽朝灭渤海国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会同元年（938年，后晋天福三年）辽朝领有燕云十六州后，此地逐渐发展成佛教文化重心，到辽朝晚期“僧侣、佛寺之数冠北方”。
辽太宗等辽朝皇帝也采取保护佛教政策，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辽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郎思孝）与辽兴宗关系甚好 [47]。辽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随着佛教的传播，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及佛画，河北丰润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 [23]。辽朝完成以《大般若经》为首的主要佛教石刻，于辽兴宗时期出版的《契丹大藏经》，其地位仅次于宋朝宋太祖时期开版《蜀版大藏经》，在佛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如上京有天长观，中京有通天观，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观。某些契丹上层和契丹部民也信仰道教。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 [48]。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辽圣宗曾予道士冯若谷加官太子中允。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蝉着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辽圣宗时于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辽朝也有通行伊斯兰教，主要经由位于西域、已经伊斯兰化的喀喇汗国东传而来。统和十四年（996年，北宋至道二年）入仕辽廷的阿拉伯学者纳苏鲁丁即在辽南京（今北京）兴建牛街礼拜寺 [49]。后来的西辽辽帝对伊斯兰教采取的宽容伏待政策，使伊斯兰教持续在西域发展。
艺术
汉式歌舞侍女图(局部)
辽朝绘画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契丹人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辽朝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耶律倍和着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所画多入北宋内府，被誉为“神品”。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旷世珍宝。此外比较有名的尚有：耶律防曾两次使宋，见宋仁宗，“陛辞，仅一见，”即临摹如真容。萧瀜据《绘事备考》云：“好读书，亲翰墨，尤善丹青……”虞仲文据《图绘宝鉴》记载他善画人马，墨竹学文湖州（文同）。其他还有契丹族耶律题子、秦晋国妃萧氏，以及汉族陈升、常思言与吴九州等人也皆以善画称。
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佛塔和佛寺。山西省灵丘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天津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辽朝用契丹文字刻制的石刻。契丹文石刻用契丹大字和小字刻制，一般分为纪功碑、建庙记、哀册文、墓志铭、题记等类。契丹大字石刻如：《辽太祖纪功碑》（残）、《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耶律延宁墓志》、《萧孝忠墓志铭》、《故太师铭石记》与《北大王墓志》等。其中《北大王墓志》（又作《耶律万辛墓志》）是契丹大字石刻中字体最工整的一件，讲述耶律万辛的事迹，本墓志使用辽代契丹大字、汉字刻印。由于刻字工整，字数较多，有利于契丹大字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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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散乐受唐朝和五代后晋影响极深，在此基础上与契丹族民间艺术相融合，建立起的一种类似宫廷音乐的形式。《辽史》中有记载，其演奏乐器有：觱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枝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与拍板等。散乐由12人组成，是一支完整的表演队伍。乐队呈两排，前排第三人下，有一低矮的舞蹈者，随着节拍翩翩起舞。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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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
辽朝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一些成就。辽朝的医药久负盛名，辽朝医生直鲁古（915年-1005年）撰有《脉诀》与《针灸书》，其中的治疗方法仍应用在临床实践中。当时具有尸体防腐保存的技术，文惟简所着的《虏廷事实》《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等文献都记载契丹人用香药、盐、矾等保存尸体的方法。1981年在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中发现有保存比较完整的干尸。
天文、历法
辽朝的天文历法继承五代历法，并略有改进。辽朝原使用后晋马重元的调元历，契丹统和十三年（995年，至道元年）行用辽刺史贾俊的大明历。辽朝皇帝十分重视天象观测，时人并将天象与政事相连系。1971年在河北省宣化辽墓发现的彩绘星图绘有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1989年在宣化辽墓又发现两幅星图，除与前图略同外，并有十二生肖，均作人形，从中可以得知辽朝天文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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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五代、北宋
契丹族原臣服唐朝，被唐朝封赏并设置了松漠都督府。于五代时建立契丹国独立，入侵燕云地区但被李存勖击败，退回北方。 [50]五代后唐末年，辽太宗接受石敬瑭的请求，协助他建立后晋取代后唐，以获得燕云十六州与后晋的臣服。不久又南征中原，灭后晋以建立辽朝。至此辽朝与中原的外交关系首度转为辽朝居上，中原臣服的状态。 [23]
五代时期的南方诸国中，辽与南唐交往最为密切。契丹会同元年（938年，后晋天福三年），辽把羊三万只，马二百匹卖给南唐，以其值买回罗、纨、茶、药等物资。双方水、陆两路的交易也很频繁，交换去的茶叶不少，惜史无确切的记载。后唐在登州（今山东蓬莱）等地开设马市，和辽进行贸易。天显六年（931年，后唐长兴二年）契丹“黑水瓦儿部至登州卖马”，交换所需要的茶叶。
之后辽朝衰退，后周与北宋为了燕云十六州又相继北伐，双方恢复对峙的局面。辽朝采取防御策略，并且扶持北汉对抗中原的北伐，屡次抵御中原的进攻。直到辽圣宗时，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度发动南征，率辽军直逼北宋的澶州。最后双方订立澶渊之盟，辽朝索得，与北宋建立大致上平等的外交关系，长达120年，双方并且加强经济和贸易往来。契丹重熙十一年（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辽兴宗乘宋夏战争后北宋内外交困之际，率重兵陈列辽宋边界，并派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去宋朝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
宋朝派富弼与辽方使节谈判，双方于九月达成协议，此即重熙增币。最后增加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了结这次索地之争。辽兴宗还派耶律仁先和刘六符再次使宋争得一个“纳”字，即岁币是宋方纳给辽方的，不是赠送的。宋臣富弼建议宋仁宗答应要求，并且要求辽朝约束西夏作为条件以破坏辽与西夏的关系，最后使辽兴宗两次亲征西夏，劳民伤财 [23]。辽朝晚期因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入侵，加上朝廷内部分裂与内斗，使辽朝有意与北宋和谈。但是北宋已经与金朝建立“海上之盟”而共同伐辽王朝，所以拒绝和谈，最后辽朝亡于金朝。
辽、宋之间的贸易，从北宋初年开始若断若续地进行着。辽需要的茶是通过宋方的馈赠和贸易渠道而获得的。据《契丹国志》载：宋“至贝州（属河北）赐茶、药各一银盒”，而辽“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辽、宋订立盟约进入和平时期后，双方达成协议，在河北边境陆续开放了雄州（雄县）、霸州（霸县）、安肃军（徐水）、广信军（保定西北）四处榷场，以雄州榷场最为重要。宋方输出的商品有：茶叶、瓷器、麻布、漆器、缯帛、香药、苏木等。辽方输出的商品有：羊、马、骆驼等。
与高丽
参见：辽丽战争
辽朝于契丹天赞五年（926年）灭渤海国后与高丽接触。会同七年（942年）送给高丽50匹骆驼，但遭高丽太祖拒绝。辽使被放逐到孤岛，所送骆驼也都被饿死（万夫桥事件）。至此辽朝多次袭扰高丽边界，统和十一年（993年），辽圣宗率大军越过鸭绿江入侵高丽。最后双方和谈，在高丽同意断绝与宋的联盟后，辽圣宗率军北返，双方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高丽发生军变。辽圣宗趁机入侵高丽。战后，高丽继续向契丹称藩纳贡。 [119]根据《契丹国志》记载，高丽（《契丹国志》记载为新罗国）每次进贡的物件有：金器二百两、金抱肚一条五十两、金钞锣五十两、金鞍辔马一匹五十两、紫花绵紬一百匹、白绵紬五百匹、细布一千匹 麄布五千匹、铜器一千斤、法清酒醋共一百瓶、脑元茶十斤、藤造器物五十事、成形人参不定数、无灰木刀摆十个 细纸墨不定数目、粳米五百石、糯米五百石、织成五彩御衣金不定数。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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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域诸国
辽朝与西北诸国保持着较为友好和睦的往来。辽朝西境的主要邻国西夏。辽夏历经河曲之战等大规模战争。长期以来，一直与辽朝保有朝贡和联姻关系。一度为辽藩属，被称为甥舅之邦。辽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也源远流长。早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就曾经率军西征，使西域诸国相继臣服 [51]。统和年间，王太妃出师西域，契丹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北宋咸平六年）建可敦城，作为西北的边防重镇，经过多年的经营，使辽朝的势力范围涵盖漠南、漠北与西域之地。
辽朝政府对这些降附的部落属国，均采取“因迁种落，内置三部”的羁縻政策 [52]，使的这些国家互相监督，皆不愿背叛辽朝 [53]。这些都使葱岭以东的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与葱岭以西的喀喇汗国，基本上都是亲附辽朝，其与北宋的关系较疏。此外，西亚的波斯与大食在辽初也相继遣使来通好。天赞二年，波斯使来，其第二年大食使来。大食国王遣使为王子请婚，未允。次年，复遣使请婚，辽圣宗以宗室之女嫁之 [54]。
因此，在唐朝灭亡之后，西域、西亚与东欧地区皆将辽朝（契丹）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兵书中，还将中国传过去的火药与火器称为“契丹花”、“契丹火箭”等。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当中，也依旧以契丹作为中国的称呼。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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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
契丹民族的社会与风俗，本不同于汉人。辽朝在统治汉人的燕云十六州地区，则同于中原；在北方的契丹人，则依旧俗生活；介于混杂地区，就呈现两种混合型态。契丹人的仪俗很多，如拜日仪、柴册仪、再生仪、祭山、射鬼箭等。特别的生活方式就是四时的“捺钵”，辽朝皇帝带领百官的中央政权，随着一年四时，到各地巡狩，其宫帐的所在地就是“捺钵”。其他还有“头鱼宴”、“头鹅宴”等生活习惯。契丹饮食文化因地制宜，有蜜饯、果脯等，是用蜜蜡浸渍水果而成，以利保存。清朝东北仍有以欧李（野果）“渍以饧蜜”之俗，北京特产果脯，也是与契丹人的“蜜渍山果”“蜜晒山果”之类一脉相承。
饮食
在日常生活上，契丹人具有北亚民族传统，以羊狐皮裘居多。而贵族官吏则以貂裘为主，并且穿丝绢服饰，所配戴的装饰也比较多。饮酒食肉为普遍现象，居住以帐幕为主，也有居住在宫室。摔跤、击鞠（踢球）、射柳、射兔节、下围棋和双陆等均是辽人的业余活动。关于节令风俗，辽汉皆有，仍以契丹旧俗为主。例如元旦日，以弱米和白羊髓为饼。正月七日为人日，食煎饼，称为“薰天饼”。其他尚有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原传入的，节日风俗大体相同。然而也有一些节令，名称虽同，却保留了契丹固有的风俗和仪式。
契丹人在五代时期就有饮茶习俗，而且茶风日炽，家家户户不可一日无茶，这与他们日常膳食结构和多寒多风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宫廷遇重大节日，尝以茶祀祖祭天地，款待宾客和使臣，而且有一套隆重、规范的礼仪。
契丹人待客是“先汤后茶”，与宋人“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恰相反。汤用中药甘草煎剂，团茶则用锯锯碎“用银、铜执壶直接煨于炉口之上”煮饮，富贵贫贱不可一日无茶。
节庆
散乐图
契丹人的节日有立春、重午、夏至、中秋节、除岁节等。立春日，皇宫举行庆祝仪式。皇帝进入内殿，率臣僚拜先祖画像，献酒。皇帝在土牛前上香，三奠酒，奏乐。再持彩杖鞭土牛。司长报告春至，臣僚也持彩杖鞭土牛三周，再引节度使以上官员登殿，撒谷、豆，击土牛，臣僚依次入座，饮酒，吃春盘，喝茶。
又据《辽史·礼志》载：“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下拜。皇帝皇后复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祗（即地神）位。宋使至……臣僚起立，御茶出，皇帝起，入阁，引臣僚东西阶下殿……臣僚鞠躬赞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赞。（赞：即赞礼）两廊从人亦如之，行单（dòn，厚的意思，引申为浓厚）茶，行酒，行膳，行果。”1994年，在河北省宣化地区发现辽墓群，其中六、七、十号墓壁画中，均绘有以碾茶、煮茶、侍女敬茶的茶道程序图，佐证契丹贵族嗜茶已很普遍。
皇帝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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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
庙号
谥号
尊号
姓名
在位时间（年号及使用时间）
陵墓
肃祖
昭烈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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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耨里思
未称帝，太祖追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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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祖
庄敬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