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后十页的采购清单，她看得懂——每一笔都是天文数字。

“安排视频会议，我和霍顿直接谈。”她转身走向指挥中心，“通知法务部准备研发对赌协议模板。”

“如果他要一次性拨款，就要接受更严格的结果考核。”

上午九点，视频接通。深圳实验室里，霍顿穿着沾有咖啡渍的实验服，背景是嗡嗡作响的设备。

“玛丽副董事长，”他开门见山，“如果您了解量子计算，就会知道科研不是生产线，无法按季度切割。”

“我了解的是，科研需要可持续的投入。”

冯德.玛丽副董事长调出过去五年公司研发投入的产出分析：

“霍顿博士，您的团队过去三年申请了十一亿经费，论文发表量行业领先，但专利转化率只有7%。”

霍顿脸色微变。

“我不是质疑您的研究水平，”她的语气缓和下来，“恰恰相反，我认为您是世界顶级的科学家。”

“所以我才想建立一种机制，让您的成果不仅仅是论文，更能变成产品。”

她共享了一份草案：“七亿预算可以全额批准，但分三期拨付。”

“每期对应明确的里程碑：第一期，完成超导量子比特稳定性提升；第二期，实现百比特纠缠；第三期，至少有两项专利进入商业化谈判。”

霍顿沉默地阅读着草案。实验室的噪音透过扬声器传来，像遥远的潮汐。

“如果我接受，”他终于说，“财务部门不能以‘短期收益’为由干涉研究方向。”

“成交。”冯德玛丽露出当天的第一个微笑。

“另外，我个人建议您招聘一位商业化顾问。最好的科学，应该被世界看见。”

会议结束，她靠在椅背上，感到太阳穴在突突跳动。咖啡已经凉了，但她还是端起来一饮而尽。

“玛丽副董事长，”陈明小声说，“您已经连续工作二十二小时了。”

“等债券路演结束。”她看着全息沙盘上重新排列的光点，五大板块像五根支柱，开始发出稳定而明亮的光，“等我们的船，真正回到航道上。”

窗外，湾区大桥上的车流如金色的血脉，在晨光中奔涌向新的一天。

财务指挥中心的屏幕上，第一封来自潜在投资者的邮件已经抵达，标题是：“关于‘核心资产锚定债券’的初步问询”。

冯德.玛丽副董事长回复前，在邮件末尾加了一句话，这句她十六年前从约翰.史密斯先生那里学到的话：

“我们不为过去辩护，我们为未来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