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翊钧仍然没有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的事实面前，他的解释明显有些苍白，所以御史孙维城和杨绍程、给事中胡时麟等人又接连上疏请求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朱翊钧则态度强硬的表示拒绝，国本之争的大幕由此拉开。

这些事情是原历史上发生过的，而现在也同样已经发生了，不过朱翊钧还多给过一个解释：不册立太子是因为皇后还年轻，他还有诞下嫡子的希望——换句话说，皇后如若诞下嫡子，则嫡子必为皇太子。

这是高务实争取来的，因为朱翊钧也知道，高务实也是王皇后的支持者。

原历史上的万历四十二年三月，张差谋刺皇太子朱常洛的梃击案发生，朱常洵和母亲郑皇贵妃成为人们普遍怀疑的对象，朱翊钧为了保护朱常洵母子，这才被迫令朱常洵就藩洛阳，持续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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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表面上来看，持续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令大明朝廷上渐渐平息的喧闹比之前更加严重、使得朱翊钧长时间处于怠政状态，但在事实上，高务实很清楚，国本之争带给大明的不利影响远不止此。

持续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中，朱翊钧为削弱主张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的文官集团的势力，采取了缺官不补的措施，根据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统计，仅仅在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即使是文官们请求简补，朱翊钧也一概不听。

科道御史和巡抚是明代监察系统的核心，缺官的问题竟然如此严重，可想而知明代的监察系统在国本之争的过程中已经陷入瘫痪。

随着监察系统陷入瘫痪，万历时期吏治腐败的问题必然会大大加剧，由此导致的土地兼并、流民起义等问题必定会将大明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持续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中，文官集团虽然一致支持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但是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又分成了东林党和齐、楚、浙、宣、昆党两派，围绕着国本之争和利益之争，这两派先后搞出了三王并封、福王之国、楚太子狱、韩敬科场案、辛亥京察、丁巳京察、妖书案、梃击案等一系列事件，甚至泰昌、天启时期的红丸案、移宫案都与此有关。

在国本和利益的纠葛中，万历一朝的朝政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这种混乱甚至最终被努尔哈赤所利用，导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于努尔哈赤的八旗军。

这还没完，朱翊钧对文官集团的缺官不补，和文官集团内部东林党与齐、楚、浙等党的相互攻讦，导致大量想要入仕报国的士子无法进入仕途或不愿进入仕途，这些人在明代被统称为“山人”。

“山人”虽然与仕途无缘，但他们想要积极参与政治的热忱却未曾消减，所以“山人”们多通过成为内阁辅臣、总督幕宾的方式来参与政治，例如内阁首辅申时行的幕宾黄习远和陆应阳、内阁辅臣李廷机的幕宾有陈九德、潘纬。

能成为内阁辅臣、总督幕宾的“山人”大多赫赫有名、家世显赫，因而他们之间能形成一种内阁辅臣和总督利用山人巩固自己权位、“山人”利用内阁辅臣和总督参与政治的互利共赢的关系，所以，明末的内阁辅臣、各地总督多以“山人”充当自己的幕宾。

但是，成为幕宾毕竟只是“山人”在不能进入仕途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并且时间一长他们必然会对以幕宾的身份间接参与政治心怀不满，随着不满在心中的不断累积，他们势必会想方设法打破现状。

至于打破现状的方式，那就很糟糕了：当大明朝廷对各地的控制力强时，他们会支持自己入幕的对象获取更高的权位，从而让自己可以在政治上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当大明朝廷对各地的控制力减弱时，他们就会支持自己入幕的总督割据自雄。

比如南明弘光朝廷覆亡后，支持鲁监国、潞监国、隆武朝廷、绍武朝廷、永历朝廷或并立、或争立的主要力量就是成为各地总督幕宾的“山人”。所以，“山人”的出现就为藩镇割据在大明重演提供了基础条件。

既然国本之争有这么大、这么坏的影响，高务实怎么可能不着急？现在永宁公主带来了皇后被她说服，愿意接受李时珍看诊的好消息时，高务实又怎么可能不高兴？

刚才他从外面进来的时候之所以意气风发，可不只是因为……春风一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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