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劝帝贤明——丘濬

丘濬,字仲深,琼山人,着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弘治七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丘濬,过目成诵,史称“三教百家之言,无不涉猎”,他做官后长期从事编纂工作,曾参与修《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续通鉴纲目》等书。他自称“仕宦不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莫试涖政临民之技”,他虽多年“皆司文墨”,但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

丘濬,在明朝宰辅中以“博极群书”着称,吴伯与《国朝内阁名臣事略》称他为“当代通儒”,举凡六经诸史、古今诗文、以至医卜老释之说,无不深究。一生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医学、戏剧等方面,他提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要早180年,《大学衍义补》是丘濬经济治国思想集大成者之作,丘濬善为南曲,剧作《五伦全备记》当时颇有影响,其诗法度严谨,风格典雅。

丘濬,幼年失去父亲,母亲李氏教他读书,他看一遍就能背诵,六岁能作《五指山诗》出口成章,家贫无书,曾经走数百里路借书,必定将书借到才罢休。考取广东乡试第一名,赴京参加会试,不第,举进士及第,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参编《寰宇通志》,书成后被代宗授翰林院编修,在翰林院任职后,见闻更加广泛,尤其熟悉国家典故,以经国济民自负。

两广有战事,丘濬向大学士李贤上书,指明陈述形势,井井有条数千言,李贤对他的谋划很欣赏,向皇帝禀报,明宪宗命将丘濬的谋划抄写下来,让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看。韩雍等攻破贼军,虽然不完全是用丘濬的计谋,然而丘濬因此在朝臣中颇有威望,任职期满,晋升为侍讲。

当时学习经义的书,好尚奇险怪异之文,丘濬在主持南畿的乡试时,在分考和会试中他都痛切地抑制这种文风,丘濬任职国子监后,他督促国学生时,尤为恳切地告诫他们将文体返归正道,不久晋为礼部右侍郎,掌管祭酒事务。丘濬认为真德秀着的《大学衍义》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叙述得不完备,就博采群书补充了这些内容,写成《大学衍义补》160卷。孝宗继位后,他向孝宗呈上此书,孝宗认为该书不错,赏赐黄金纸币奖励丘濬,并命令有关部门刊印发行,特别提升为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的事务。

《宪宗实录》书成,加封丘濬为太子太保,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要事务。尚书入内阁任职从丘濬开始,丘濬当时七十一岁,他认为《大学衍义补》所撰述的都可见之行动,请求摘其要点奏报皇帝,并下内阁商议付诸实行,孝宗批准他的请求。丘濬上言道:“臣在成化年间见到彗星三次出现,遍扫三垣,方圆五六百里大地发生地震。近来彗星出现在天河,每天地震天鸣不已,怪鸟在宫中鸣叫三声。《春秋》二百四十年,记载出现慧星三次,地震五次,飞禽两次。现在却在二十年之间屡次出现,非常令人害怕。希望陛下体会上天的仁爱,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修身清心以立根本,而适应政事的需要,谨慎对待自己所喜好、崇尚的东西,而不被异端所迷惑,节约财物,不至于耗费国家财富,公正地使用人才,不偏听偏信,禁止以私事谒见请托,明确义理,保持节俭的品行,勤于政务,那么,阿谀求宠、邪门旁道的乱政之徒就不敢为非做歹,天灾就可以清除。”接着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孝宗都接受他的意见。

丘濬,在位时曾经用宽大为怀启发孝宗,以忠厚来改变士风,只是生性偏狭,曾与刘健在商议事情时,因意见不合,竞把帽子摔下地,言官说话不中他意,丘濬总是当面驳斥,他与王恕关系紧张,以至不说话。考核群吏,王恕上奏章要罢免二千人,丘濬则请求未满三年的仍任原职,无特别贪婪残暴劣行的官吏仍留任,留下九十人。王恕争辩无结果,要求离职。太医院判刘文泰曾经与丘濬家有过来往,刘揭发王恕失职,王恕怀疑刘是受丘濬指使,而舆论大哗,说疏稿是丘濬写的。王恕竟由此事被罢官,人们由此对丘濬很有看法,给事中毛珵、御史宋德、周津等纷纷上奏章弹劾丘濬不能位居相位,孝宗不理睬。

丘濬在朝廷的最后几年,他陆续呈上了十三份奏章请辞还乡,但却没有得到孝宗的批准,便在任上去世,终年七十六岁,孝宗下旨辍朝一日赙宝钞一万贯,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孝宗又撰写了《特赐谥策文》,命行人宋恺扶灵将遗体运回海南,灵柩抬到海口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丘濬是明代实学开创者,他的《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和《朱子学的》是儒家经典着作,他还撰有《家礼仪节》八卷,由于丘濬对明代理学的非凡建树,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丘濬当过史官,并编撰过多部史学着作,其史学着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修史书,包括《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等;一种是私修史书,包括《续修通鉴纲目》、《世史正纲》三十二卷、《平定交南录》一卷等。其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史德和史识两个方面。到修撰《英宗实录》,有人说对于于谦之死应该按不轨判罪来记载,丘濬说:“土木堡之变,如果没有于谦,国家就很危险。事情久已有了定论,于谦所受的冤枉不能不辩白清楚。”。

丘濬以政治家见称于史,他一生仕途顺畅,官至卿相,且着书立说,为世人敬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海南人而至“宰相”者,唯明之丘濬矣。史载他七岁时写的《五指参天》一诗,显示出他自幼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丘濬虽以政治家见称,在文学史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诗出乎天趣自然”的主张,开一代诗风,是中国诗界供奉的诗歌创作最高境界。丘濬诗作大都体现出清新自然的风格。

除了以诗文名世之外,丘濬又是传奇作家,他的剧本《投笔记》、《罗囊记》、《学鼎记》和《五伦全备记》,被认为“启导了明代文人创作传奇的风气”,后者在17世纪更流传至韩国,被译成韩文,作为学习中国语的教本。丘濬的诗,在明朝深受推崇,时人争相索求,平生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但缘手散去,今尚存千余首,收入《四库全书》的《重编琼台稿》所录不过三百。

丘濬自己花钱在府学宫,明伦堂后面修建了一间石屋,用来收藏他从京师带回送给府学的各种典籍,据说,海南才子王佐就曾在此石屋中读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