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浙派绘画——戴进

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玉泉山人,钱塘人,明代画家。早年为金银首饰工匠,后改工书画,以画供奉内廷,官直仁殿待诏,后因遭谗言被放归,浪迹江湖,擅画山水、人物、花鸟、虫草。山水师法马远、夏圭,中年犹守陈法,晚年纵逸出蹊径,卓然一家,为“浙派绘画”开山鼻祖,作品有《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三顾茅庐图》、《达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戴进,少年时当过银匠,打造金银首饰和其他工艺品,人物、花鸟、钗钏,精巧绝伦,技艺特出,戴进以此为傲,暗自得意,以为别人得到他的工艺品会十分宝贵,长久地珍藏下去。有一天,戴进在市上见一熔金者,所熔金器都是他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顿时“怃然自失,归语人曰‘吾瘁吾心力为此,岂徒得精意,将托儿不朽吾名耳。今人烁吾所造,亡所爱,此技不足为也。将安托吾指而后可?’人曰:‘子巧托诸金,金饰能为俗习玩爱及儿妇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于嫌素,斯必传矣。’”戴进大喜,遂学画。明朝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永乐末,钱塘画士戴进,从父景祥征至京师。笔虽不凡,有父而名未显也。”可知戴进的父亲戴景祥即为职业画家,且颇有造诣,戴进长于绘事,有其家学渊源。比较这两种说法,以嘉靖时郎瑛之说为早,郎瑛还曾目睹戴进在西湖横村桥的墓碑,应该更为可信。但不管怎样,戴进出身低微这一事实,是史家所公认的。

据明代周晖《金陵琐事》记述:戴进永乐初年到南京,将入水西门,转盼之际,一肩行李被脚夫挑去,莫知所之。文进虽暂识其人,然已得其面目之大都,遂向酒家借纸笔画其像,众聚脚夫认之,众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因得其行李。永乐初年,戴进至多十七八岁,已有如此好的捕捉和记忆人物形神的能力,一方面显示了戴进在绘画上的聪颖天资,另一方面也说明戴进可能从小跟着父亲学画,刻苦练习,到这时已积累了一定的绘画经验。永乐初,明成祖尚未迁都,京城尚在南京,戴进随父进京,在宫中十几年,画艺大进,却并不得志,因而离开京都,回到杭州。

戴进在宫中被谗一事,在各家史籍中均有记载,说法各异,但他因为在绘画上的超群出众的才艺,引起了画院诸名家妒忌与排挤,这是确凿无疑的。据说镇守福太监向宣宗荐戴画四幅,宣宗即召集画院名家谢庭循等评其画。“初展《春》、《夏》,谢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谢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顾,对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画原对渔父,似有不逊之意。’上未应。复展《冬景》,谢曰:“七贤过关,乱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斩!’”

戴进被谗之事,有人说发生在他四十岁左右,按郎瑛之说,戴进听到宣德帝发了“福可斩”的御旨,当晚就由徒弟夏芷帮助,灌醉庆寿寺的一个和尚,偷了度牒,削发假扮僧侣,仓皇出逃,归隐于杭之诸寺。以后,为逃避谢环的搜寻,又曾一度隐姓埋名,辗转漂泊到云南。岁末,就持自己画的门神,去各家出售。

也有一种说法是,戴进一共在北京城生活了14年,在54岁时离京返乡。据李开先《中麓画品》则记叙,戴进虽未能得到宣宗的赏识,但还未有马上离开宫廷,只是“寓京大窘,门前冷落”。而当戴进落魄之时,谢庭循则为当时所崇尚,为阁臣作大画,就把戴进请来代笔,后来此事被请阁臣知道了,便怒斥谢环:“原命尔为之,何乃转托非其人耶!”于是戴进无法在宫廷继续呆下去,遂辞归,临行时,礼部侍郎王直有《送戴文进归钱塘》诗相赠,曰:“知君长忆西湖路,今日南还兴若何?十里云山双蜡展,半篙烟水一渔蓑。岳王坟上佳树绿,林逋宅前芳草多。我欲相随寻旧迹,满头白发愧磋跎。”

从艺术成就上看,戴进是明朝“浙派绘画”开山鼻祖,他作品风格多沿袭了南宋画院遗风,戴进的创作,没有被传统所束缚,他的画用笔流畅,逐渐形成自己风格。他善于用浓淡水墨的巧妙变化,来表现“铺叙远近,宏深雅淡”的品格,既有南宋院体遗风,又有元人水墨画意,被推为“浙派山水首席画师”。戴进着名的作品有《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三顾茅庐图》《达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戴进晚年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故乡杭州及南京、浙东一带,仍以画画为生,关于戴进的结局,流行的说法是他晚景凄凉,以至“嫁女无资,以画求济,无应之者”,因穷困潦倒而死,终年七十五岁。浙江画派在鼎盛时期,形成了自己的支流——江夏派,到了明代中叶后,江苏吴派开始统领画坛,浙江画派到了明末就逐渐退出了画坛。